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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区司令员是个高位,只要坐上去,就能享受大权。但同样地,他需要担负起的责任也是很大的,如果没有能力,没有成绩,即便是坐了上去,也难以服人,甚至还可能影响到军区的正常发展。因此,对于这一位置的人选必须慎之又慎。
1967年,杨勇因犯错被撤职,他一走,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就闲置了下来。因位置的重要性和特殊性,中央众干部们商议了许久,都未能找到一个合适人选。在干部们都焦虑不已的时候,林彪有了一个人选的提议,他刚一说出名字,主席就立即反问他,此人是不是四野的人,那么主席为何会有此一问呢?
1967年7月13日晚,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拨通了郑维山的电话,那时郑担任的是北京军区代司令员一职。电话里,杨的声音十分急切,让郑赶紧收拾好东西,到人民大会堂汇合。在大半夜里接到紧急命令,且并未明确说明缘由,这让郑有些好奇,但既然杨成武如此着急,想必定是一件大事,于是他火速穿戴好衣服,立即朝目的地赶去。
在人民大会堂里,汪东兴和杨成武已等候多时,当郑维山终于出现在他们二人面前时,脸上都露出了高兴的神情,紧接着,他们就向郑说明了此次紧急传唤他的意图。原来,毛主席打算南下视察,计划也已经拟定成功,第一站是武汉。不过主席在专列行驶的过程中还有其他工作要做,因此,为了解河北的情况,特地将郑维山叫来。
郑维山时常下到河北基层考察工作,那里的情况早已留在了他的脑海中,所以他无需准备材料就可以直接向主席进行工作汇报。
次日凌晨,郑维山就乘上了主席的专列,在火车上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此前整理出的详细资料报告给了主席,主席听后十分满意。若不是郑维山认真工作,又怎可能将这些资料刻进脑海中,而且还如此熟练,中间没有任何停顿的地方。他所说的数据也十分清晰。这样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主席忍不住对他夸赞了几句。
1968年的一天,郑维山按照工作安排,需赶到河北石家庄参加北京军区的庆祝活动,就在当晚,在那个本该热热闹闹,兴高采烈庆祝一番的夜晚,他被周总理叫到了招待所。在短暂的几句寒暄后,周总理就焦急地询问郑维山,是否知晓关于磁县的情况。
郑维山听后,摇了摇头,诚实地说,自己刚刚回来。他的话音刚落,周总理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一边说那里的情况很严重,一边将刚收集到的资料交到了郑维山的手上。
打开文件一看,郑维山才知道,原来在磁县,存在着大批的“造反派”,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,在当地发生了武斗。其中包括阻止工人修复铁路,无差别地袭击过往列车等行为。目的就是为了破坏铁路的正常运转,让铁路周边人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巨大的损害。
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,郑维山二话不说,立即向中央请示,带领着士兵们前往磁县,对那些“造反派”发动雷霆攻势,将他们在短时间内一举拿下。这本是一件好事,却没想到郑维山会因此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针对。
杨勇被撤职后,郑维山被任命为北京军区代司令员,名义上没有转正,但实际权力已经掌握在他的手中,而且他在主持北京军区工作期间,一直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领导,坚持遵从主席制定的正确路线,严格遵照周总理的工作指示,全力保障部队的正常运营,为北京的和平与安定无私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努力。
但在林彪的眼中,他看不到郑维山的贡献,一味地对其施压,在北京军区会议上对他鸡蛋里挑骨头,总能找出一堆错处,主席知道后,甚是愤怒,质问林彪,为何总是揪着一个人不放?
对此,林彪没有积极反思自己,倒是为自己的下一步计划主动找到了毛主席,强力举荐一人接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职。主席听到名字后,毫不客气地反问道:“是四野的人吧?”
只是一个短短的问句,林彪顿时脸色变得难看起来,再不发一语。其实,毛主席和党都认为郑维山就是合适的人选。不管从个人能力,还是从思想觉悟,亦或者是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度,郑维山都表现得很是出色。
在的“十年动乱”中,即便他遭到针对炒股配资,受到不公平待遇,但他仍不忘革命理想,不向邪恶势力屈服,赢得毛主席、党中央及全国人民的信任与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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